民国时期地价低:两块大洋能买一亩地

  在北京大兴见到一张老地契,说是民国十年农历十月,大兴康营村一位姓刘的佃户从地主手里买下四亩三分地,总共只花了七块大洋。也就是说,一亩地还不值两块大洋。

  大洋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但是购买力再强,民国时代一块大洋也买不了一百斤米,撑死了相当于现在两百元人民币。两块大洋呢?最多相当于四百元钱。花四百元买一亩地,是不是白日做梦?

  真的不是白日做梦,民国时代农村的地皮就是这么便宜。

  也甭说农村,就连北京城里的地价都低得吓人。我在北大图书馆见过另一张老地契,上面显示民国十六年一个名叫松海的八旗破落户卖掉了东直门外、光熙门内一块地,面积一亩五分,卖价是三十六块大洋。据我所知,那时候北京大学正牌教授的月薪能开到二百六十块大洋,教一个月的书,能买十亩地。

  是不是只有北京和北京大兴的土地这么便宜?不是。今年春节我的一个同乡兼同仁从自家老宅里翻出来四十多张地契,从民国十六年的到民国三十六年的都有,看看上面显示的土地成交价,统统低得可怜。

  比如说民国二十五年三月,杞县高阳乡(我的老家)一位名叫刘宗起的农民购买本村蔡韩氏的土地,总共五亩地,一百块大洋成交。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刘宗起又从本村张瑞云手里买了三亩地,四万七千元成交。四万七千元好像很贵,可它不是大洋,是法币,而民国三十五年已经是抗战后了,法币正在严重贬值,用购买力折算的话,四万七千元法币最多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人民币。

  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全部折合成大洋,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您瞧瞧,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跟其他地方几十块大洋甚至几块大洋一亩的地价比起来,广州、上海的地价贵了几万倍!

  为什么这几个大城市的地价会这么贵?因为它们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教育发达、文化先进,又没有土匪横行,有钱人都往那里挤,土地当然紧张,地价当然暴涨。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流行批斗大地主,其实从经济上讲,农村的大地主远远不如大城市里的小地主活得划算——只要你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块地皮,把它租给开发商盖成房子(民国流行租地建房),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哪怕天天睡大觉,也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惊人的租金,等租期一满,甚至还能把开发商盖的那些房子无偿收归自己名下(这也是民国时的惯例)。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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