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十字路口:光绪与明治的不同道路

  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光绪与明治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泱泱大国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是狭小岛国“万世一系”的天皇。在同样被西方列强炮轰国门蚕食威逼的的危急关头,他们奋起图强,变法维新,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历史老人仿佛对于光绪过于残酷,而对明治太过恩宠。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惊天绝响,使日本的国家变革获得巨大成功,一跃成为近代列强,雄心勃勃地“与万国对峙”;而光绪的变法仅历103天就惨遭失败,谱就一曲国脉悲歌,绘出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

  当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声东瀛时,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同为一国之君,命运却为何如此大相径庭?

  一 性格篇: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光绪17岁亲政,明治16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勤于学习,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其权力欲望之强,古今罕见。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这样艰难的时局,慈禧仍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扶上皇位,完全出处一已之私,因为载湉的母亲是她的亲妹妹,幼主即位,容易驾驭,不致于大权旁落。光绪只不过是她君临天下的御案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

  慈禧为了长期操控皇权,将光绪从小驯化为惟命是从的提线木偶。可谓煞费心机,毫不手软。天生孱弱的光绪在她的“威权”教育之下,不但没有培养起坚强自信的品格,反而变得更加胆怯懦弱了。

  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认定自己才是他的母亲,慈禧严格实施“威权”教育,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教育方针,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亲爸爸”。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

  “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既然是母亲,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慈禧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她无时无处不滥施淫威:

  “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长此以往,导致后来光绪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光绪每天必做的功课,是到慈禧面前去跪而请安,“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德龄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间,严厉之甚,根本没有一点儿人伦亲情的味道。

  由于幼年光绪经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加之年龄又小,宫中照顾他饮食起居的太监们未免见风使舵,对他心存不敬。光绪自幼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经常“腹痛不思饮食”,由于饭菜干冷难食,有时想叫御膳房做点可口饭食,膳房必须奏明慈禧,慈禧动辄以俭德责之,光绪再不敢说了。光绪读书时经常出现血糖太低,体支不支的情形,有时饿急了,竟然跑到太监房内偷找吃食,抓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他不要乱吃东西,小皇帝狼吞虎咽,手中的馍馍已入肚一半了。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们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小光绪自己爬上去铺炕,弄得手指头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国之君,凄怪至此,唯一关心他的师傅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

  光绪长年面对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训斥,面对刻薄寡恩的宫廷禁院,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帝,目睹国家的巨变,也想有所建树。但是其性格的懦弱,使他遇事畏缩,不敢相抗。史料记载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每当在养心殿召见群臣时,光绪虽然正襟危坐,但身后慈禧太后的目光却令他如芒在背,凡事必须由“亲爸爸”定夺,连在挑选皇后这样的事情上也不敢擅作主张,只能作一个唯唯诺诺的“儿臣”。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详细记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惨遭痛斥的场面: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道: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意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慈禧在群臣面前将“变法典刑”、“离经叛道”的帽子扣在光绪头上,使光绪由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表现出的软弱真让令揪心:“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取康有为之法也。”可怜情状,跃然纸上。光绪最后孤家寡人,泣血瀛台,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反观明治天皇,可以说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喝着“狼奶”长大的。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日本的武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客,但他们不是独行的游侠,而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因为他们既个体又集群的存在,因而渐渐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并长期控制日本的政局。镰仓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吸取中国宋代儒学与禅宗观念,形成了“效忠主上,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发展成为日本建设制度的思想支柱,更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永恒久远的渗透影响。日本武士阶层正是以此砥励天皇,使之成为明治成长进步最强劲的牵引动力。

  据说明治天皇本来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潘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12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如果天皇即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是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也是明治身边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把宫廷变成了演武场,让明治接受军事化的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到20岁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经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中日甲午战争是对明治尚武精神的一次大检阅。明治信心十足地主持了这场战争。他果断地下令日军于1894年7月25日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了海盗似的偷袭。初战得手后,立即发布诏书诬陷中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并立即对中国宣战。为了便于直接指挥,明治把大本营迅速迁往广岛,日军士气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亲自督战达225天。他时刻关心战争的进展,哪怕是他睡着了,也要求下属在第一时间叫醒他汇报最新的战况。为了全力指挥战争,明治拒绝了让皇后和女官来军营服侍他,自己动手生活起居,甚至学会了反剪双手用毛巾搓后背的沐浴方法。这年明治天皇刚42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他的行为对日本军队疯狂扩大侵略战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2万中国人被屠杀,只有收尸队的36人免遭杀害。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如此丰厚的回报,成就了明治天皇的一大“伟业”,他作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受到国民的狂热追捧。而深受这份“胯下之辱”的光绪,却被忧郁激愤的心情所笼罩。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朝中群臣纷纷上奏,愤怒地要求废约决一死战战,挽回天朝尊严,他只好痛苦无奈地说,自己实在有不得已之苦衷:

  “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紫禁城中被万众仰望的神圣天子,此刻百般无奈束手无策,居然只有“临朝痛哭”的屈辱悲伤。整个中国都陷入沮丧沉默之中。

  二 学习篇: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的10位帝王中,光绪的勤学不怠可直追其先祖康熙皇帝,而且他们都对中、西学都有广博的兴趣和研究。此前,道光帝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还昏聩无知地询问臣下“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不成器的同治皇帝更是荒嘻无度,不学无术,16岁了还“读折不成句”。这使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大为羞恼。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培养成为既有真才实学,又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是慈禧反复思考的头等大事。

  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翁同龢身为两代帝师,出于传统士子的道德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生活与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在学习上积极开导光绪,而且在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了给予光绪极大关爱,可谓“抚之则如慈父,诲之则如良师”。光绪深深地依恋这位师傅,视他为森严冷酷的深宫之中唯一的亲人和知已。

  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封建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多方面的教育,刚开始时幼年光绪极不适应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时常嘻戏啼呼,哭闹不止。渐渐地,出于对慈禧严厉叱责监督的惧怕和对老师翁同龢的感恩之心,光绪培自觉养起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看书学习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他开始沉醉其中,陶然忘返。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光绪十一年,15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爱民之心可见一斑。他还在一首诗叫《围炉》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自己身处炉火通红的皇宫,但还能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殊为不易。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兰“岁寒三友图”。

  事实上,日本自隋唐以来,就尽一切可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无论如何发达,其文化中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文明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如此看来,明治天皇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也许只有深入他们精神世界的内核,才能聆听到历史演进的真实脚步。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法从根本改变体质。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封建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明治不仅尊重学习封建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了解,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而皇皇大清却坚守中体西用,死抱祖宗之法,虽然偶拾西方科技之皮毛,却未能深谙宪政文化之精髓。

  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图强行以贯彻,日本掀起了争学欧美、开启民智的热潮。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维新派专门为天皇开设了有关国际知识以及当时先进的德国、法国文化课程,讲授德国法学和法国政治典章,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统治经验,《西国立志编》、《法国政典》等启蒙思想名著是摆在天皇案头必不可少的教材。

  从明治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也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1873年3月20日,前去侍奉天皇的宫女吃惊地发现,天皇居然将自己的一头长发剪掉了!这在日本历史上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明治天皇改革伊始,就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文明开化政策。武士们佩带双刀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生活习俗。明治不但发布《断发脱刀令》,果敢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鼓励官员穿西装。日本人长期深受佛教戒杀生思想的影响,很少吃肉,即使偶尔吃一顿,也要偷偷关上门不敢让外人知道。西风东渐后,明治带头喝牛奶、吃牛肉,一时间为了标榜文明开化,东京市民吃肉之风大盛,东京从每天只宰杀一头牛激增到20头。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光绪对西方科技和思想也并非没有了解。他幼年时就极为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都令他爱不释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满皇宫。一位外国玩具商喜出望外,想不到他最大的买主竟是一位中国的皇帝!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技都产生了浓厚深趣,他对洋务运动怀有天然的支持和好感。甚至还发布过一道圣谕,公开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要求大清子民应该与基督教徒和瞌相处,自己还学着做起了基督教的祷告仪式。

  西方人也对光绪充满了好感。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以新奇的语气报道了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消息:“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

  等到康有为接连给光绪呈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向他介绍了俄、日等国变法图强的成功经验,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光绪不亚于打了一针兴奋剂!列强虎视眈眈,清廷摇摇欲坠,他认识到不改革维新,只有亡国一途。光绪拿出力挽狂澜的决心,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在变法的高潮中,为了使具有新学识,新思想的通达之材进入中枢机构,参与谋划新政,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令各省督抚推荐优秀人才,然后加以考核任用,其中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被任用为“军机四卿”,一时引人注目。

  然而,正如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清代的所有制度的创立,都是从满洲人“部族政权”的私心出发: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有无紧要的……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洲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顽固派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僵化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从不习惯用自己的脑袋思想,对社会出现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地对抗。日本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这种毛病,但要轻得多,大多数人都能顺应时代,冷静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文明和意识形态。

  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1854年,目睹中国鸦片战争的惨败,日本举国震惊,中国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间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成为明治改革以至长远立国的基本方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从培养“和洋汉才”急转到“和魂洋才”。

  按照象山的理解,洋学仍被限定在科技范围,采用西洋技术的目的,在于维护加强日本政教。这种见解与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致力于国家富强求变的幕末志士们并不留恋幕潘体制,更乐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注重有效性实用性。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这样评价改革派武士:

  “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

  正因如此,“他们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尤其在幕末思想文化的冲突转变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被仁人志士们接受后,不断得到突破修改,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已把学习西方从科技扩大到适宜操作的制度、法律方面。“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这样,“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在明治维新中的实际运用,就远非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比拟了。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封建正统的地位。所谓中学西学之争,其实争的是满清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强国的策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衫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和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治国眼光。光绪与明治视野、见识之间的差距,在中日分别组织的两次出国考察中也暴露无遗。

  1887年7月24日,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光绪亲自用朱笔钦定派遣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洲、亚洲、南北美洲游历考察。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动机不明,立意不高,光绪仅要求游历官员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由于考察目的仅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明确意图,这次轰动一时的派遣游历竟成为一次华丽的走秀。尽管游历官员们恪尽职责,坚忍耐劳,回国后写出了众多精详实用的考察报告,连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也不禁夸赞他们“纂述较多,有裨时务”,然而这批宝贵的人才却被置之一旁,很少被重用,大多数人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这次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嘎然而止。

  而与此内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明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此极为重视支持,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明确分工,太政大臣在给使用权团送行时甚至悲壮地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岩仓使团不负众望,取得了巨大成效,回国后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正是岩仓使节团的副团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这次游历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代化是普适于世界各国的唯一道路,无所谓是东方或西方的专利。尽管各国自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还有与其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也许都达不到这么深远的程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清代的满州贵州和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里的无数礁石,光绪驾着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穿行,稍不留心就会触礁沉没;脱胎换骨的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像光绪那样遭到密如星斗般暗礁险石的阻吓。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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