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李溥光跋中的两个问题

  溥光跋中提到:“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哉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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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星原在《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一文中提到:“杨新这样介绍溥光和《千里江山图》的关系:‘到元代,为李溥光和尚收藏 ,卷后接纸有他在大德七年 (1303年) 的题跋。’ 但是从跋文的行文口吻看,溥光和尚不像是藏家、只是有很多机缘观看此图而已。特别是‘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一句说明是‘获观’而不是‘获得’、‘获藏’。”
  
  从英语语法的角度来说,“获观”是延续性动词,面对巨幅长卷《千里江山图》,看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不可能瞬间看完,而“获得”“获藏”是非延续性动词,“得”“藏”都是可以是瞬间完成的动作。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要对一件作品进行品评,必须要有一个看的过程,就《千里江山图》这样一幅长卷而言,也不是一次就能看仔细的。因此溥光跋文曰:“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的确不无道理。而且从溥光跋文的上下文来看,“获睹此卷”一语之后紧跟着便是“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而如果将跋中“获睹”改为“获得”、“获藏”,那就不大妥当了,试想溥光从十五岁开始收藏《千里江山图》,连续收藏了至少百次,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退一步而言,即便溥光没有“获得”“获藏”《千里江山图》,也很难想象他能有那么多机会去欣赏这幅巨幅长卷。值得注意的是,溥光的跋文是一种鉴赏类的跋文,并非收藏类跋文,没有必要写收藏经历,并且从溥光对《千里江山图》的鉴赏次数之多来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千里江山图》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现实告诉我们许多绘画收藏方面的好事者,如果对画作不感兴趣,只考虑其价格,那么再好的作品在其手中,也不见得会经常去看。这一点确实告诉了人们溥光的确对《千里江山图》感兴趣,并且百看不厌,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千里江山图》的情有独钟。
  
  关于这一问题,余辉在《三次装裱五次进宫》一文中,针对曹星原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这种反驳是从溥光信仰、修养和处境的角度来谈的,他提到:“溥光自‘志学之岁’(15岁)第一次‘获观’是图,到书跋为止已经‘百过’,很显然,该图起初不属于他,后来收入囊中,不然哪有百余次的观赏之便?按照佛教“四大皆空”的戒律,僧人不得炫耀财富,僧人圆寂后,其财产悉数归寺庙所有。”
  
  很明显,这种从形而上的角度得出的解释具有非常大的猜测性,道理虽然也能讲得通,但至于为什么“溥光跋”是那样一种状态,还是未能解释清楚,如果溥光真的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那他为什么还要看那么多次,并且还要亲自题跋呢?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画卷本身来讲,才能讲得清楚。
  
  在溥光跋文中提到了“丹青小景”一语,曹星原在《王之希孟》一文中写到:“再次细细推敲这个跋文也感到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对作品形容为‘功夫巧密,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另一方面又说这件作品是‘丹青小景’。难道溥光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件长达十一米多,宽达三分之一真人尺寸的巨幅作品吗?难道他看到的真的只是一张‘小景’而不是我们面对的《千里江山图》吗?”从曹星原的表述来看,很明显,她并没有读懂这段题跋。
  
  为了回应曹星原的观点,余辉在《三次装裱五次进宫》(中国美术报)一文中写到:“阅读宋元跋文应进入当时的语境。溥光说这件‘布置宏远’的‘巧密’之作是‘丹青小景’,此系宋人尤其是北方画家对江南图景的称法,还有‘江南画’等别称,如李唐在北宋所作的一幅江山全景之图,在当时即被定名为《江山小景图》卷(49.7厘米×186.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可以说余辉的回应只是简单举例说明,但还是未能说清“丹青小景”的意思。
  
  紧接着曹星原的观点,韦宾教授又在《〈千里江山图〉研究中的文献问题—〈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中国美术报)一文中对曹星原的论述给予了斧正,其中提到:“曹教授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小景’,但从其文字中可以看到,她把‘小景’理解为小幅面的画。”紧接着,其又引用了阮璞先生《释“小景”》中的一段话,对“小景”一词的实际意思进行了进一步佐证。而实际上,阮璞先生的《释“小景”》中对“小景”的解释是相对“小幅、小帧”而言的,阮璞先生所要论证的是“可见必以小幅、小帧诠解小景一辞,未免失之于皮相。”
  
  又张渝在《曹之希孟,我的江山—谈曹星原〈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中国美术报)一文中写到:“古人说“千里江山”,喜欢的词是“咫尺千里”。所以,《千里江山图》虽然长近12米,宽却不到60厘米。以此宽度言,“丹青小景”一说,也不为过。更何况,古人最得意的,就是用最小的“小”表述最大的“大”,并且认为这才是本领。当然,这和古人讲究“卧游”的审美精神有关。而西方美学喜欢宏大的审美叙事。曹先生的行文推理和学术训练,基本是在西学的底背上来完成的。她之“以大衡大”的“求真”精神,属于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是我等后学必须致敬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上,尤其是传统艺术方面,还有一种境界:大而化之。”
  
  由张渝的这段话来看,张渝对曹星原的反驳,采用的是将《千里江山图》与真山真水相比的方式,来解释“丹青小景”一语,但凭这一点来说,好像所有这类题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作“丹青小景”,似乎这又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总是有其最初所指的,否则怎么说都可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提出“丹青小景”这一概念了。张渝在其论述中提到了一组中西美学概念,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一举动似乎对解释“丹青小景”一语作用并不是很大,这种表述过于“大而化之”,也过于抽象。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丹青小景”一词呢?
  
  答案就在溥光的跋中,“溥光跋”中写到:“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这句话中“亦当短气”一语,之前的部分说的是一条完整的信息,之后的部分说的是另一条完整的信息,这两条信息的主体部分之间又存在非常紧密的对应关系,其中上一条信息中的“设色鲜明”对应了下一条信息中的“丹青”,而上一条信息中的“布置宏远”对应了下一条信息中的“小景”。
  
  以上这种解释只有在阅读溥光跋文时才能发现,这种解释又反过来告诉了我们“丹青”一语与“设色”休戚相关,“小景”与“布置”关系紧密。这一点在《宣和画谱》卷第二十墨竹(小景附)“墨竹叙论”中便可以找到答案,“墨竹叙论”中写到:“绘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黄铅粉则失之,是岂知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盖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则拂云而高寒,傲雪而玉立,与夫招月吟风之状,虽执热使人亟挟纩也。至于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则又岂俗工所能到哉?画墨竹与夫小景,自五代至本朝才得十二人,而五代独得李颇,本朝魏端献王頵、士人文同辈,故知不以着色而专求形似者,世罕其人。”从这段话来看,从“绘事之求形似”到“虽执热使人亟挟纩也”所表述的主要是一个意思,我们不难看出“丹青”一语是相对“墨笔”而言的,结合这段话最后一句来看,“丹青”所指的主要是“着色”画。而从“至于布景致思”至“世罕其人”两句,结合其上几句来看,“小景”所对应的画面效果为“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
  
  由此不难看出,“丹青”所对应的最佳画面效果是“设色鲜明”,而“小景”所对应的最佳画面效果是“布置宏远”,至此“丹青小景”一语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理应将“丹青”与“小景”分开来理解,也就是说“丹青”与“小景”并非一种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从上下文来看,“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一句确实可以单独拿出来进行理解,而且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或者也可理解为这一句是对前面“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一语的进一步升华,那么“丹青”“小景”所对应的就不是《千里江山图》了,前面一句中的“设色鲜明”、“布置宏远”所对应的才是《千里江山图》。
  
  而这在冯海涛《隐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研究》(王逊美术史论坛)一文中亦有体现,该文中写到:“《千里江山图》卷使用的是‘细密着色法’”。从文献记载来看,“细密”是针对墨稿而言,而非着色方法。《宣和画谱》中写到:“曹仲元建康丰城人。江南李氏时,为翰林待诏。画道释鬼神,初学吴道元不成,弃其法别作细密,以自名家,尤工傅彩,遂有一种风格。”这段画中的“细密”是相对“吴道元”的绘画技法而言的,“傅彩”又是绘画流程中的一道工序。因此不能说曹仲元的着色方法叫做“细密”,但可以说曹仲元的绘画方法简称“细密、着色”法,应该注意的是,“细密”与“着色”这两个词中间应该加一个顿号,以表示二者是并列的关系,而非“细密”修饰“着色”。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以上问题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了。关于“丹青小景”一词是由曹星原单独摘出的,因为她没有看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又采用了福尔摩斯的“演绎法”进行推理,显然她的这一举动并不能解决她看不懂溥光跋的问题,反而会将问题越弄越复杂。韦宾教授只摘出了“丹青小景”中的“小景”进行论述,虽然还没有弄清溥光跋中“小景”的具体所指,但至少说明了一点,“小景”一词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而按照阮璞《释“小景”》中对“小景”的解释,“小景”不一定就是“小幅、小帧”。
  
  冯海涛在理解“曹仲元建康丰城人。江南李氏时,为翰林待诏。画道释鬼神,初学吴道元不成,弃其法别作细密,以自名家,尤工傅彩,遂有一种风格”这段话时,没有将“细密”与“傅彩”分开来理解,错将“细密”理解为它是修饰“傅彩”的,故而得出了“细密着色法”的说法。
  
  以上“丹青、小景”和“细密、设色法”这两个案例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代汉语所表述的内容并非单线条的逻辑推理,通过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和一些简单的无法佐证的个人观点来进行推理,的确很难推出某段话或某件东西背后所表述的真正意思。
  
  此外,关于“丹青小景”这一问题,自曹星原提出之后,李夏恩在《故宫最近展出的〈千里江山图〉》一文中也有论述,但至于“小景”是什么?还是未能说清楚。而且有意思的是有人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了一篇文章,将李夏恩的这篇文章与曹星原的文章进行对比,说李夏恩抄袭曹星原的文章,紧接着李夏恩又通过公众号发文的方式进行了反驳,事情发展到这里他们所讨论的重点已经不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了,所以此处暂不讨论这些论述是否合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篇以及之前的数篇关于《千里江山图》的文章,仅为学术讨论、一家之言,若有不同见解,敬请批评指正!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作者简介:于献堂,笔名:庚己,男,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美术史论);职业: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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