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与《漓江百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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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研究抗战艺术过程中,曾搜集了关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史料,并先后两次拜访过他。其抗战爱国的崇高精神,艺术上大胆创新实践的勇气,可歌可敬。回顾大师的艺术经历,更可深刻理解其艺术理念:“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

 

  桂林,“行万里路”计划第一站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35年进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遂易名关山月。抗战爆发,他随师逃难澳门,住在普济禅院里画抗战宣传画。1939年秋,在澳门、香港等地举办抗战画展,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今日中国》画报(叶浅予主编)等分别发表画展特刊或画作。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四幅选送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1940年秋,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忱,从澳门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韶关举办抗战画展。后因去战地写生的愿望落空,便经衡阳辗转到桂林,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关山月刚抵桂林,人地两生,只凭着广东省府参议阮退之的介绍信,找到广西省参议李焰生,安排住在七星岩附近一间简陋的公寓里。认识了夏衍、欧阳予倩、黄新波、余所亚等进步文化人,并和新波、所亚等画家结下深厚情谊。关山月在桂林居住年余,除曾短期赴黔、滇、川写生外,余皆在桂林周围登山涉水,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起早摸黑,自带干粮,边写生边创作。他决心要在学习表现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

 

  关山月白天外出写生,晚上整理写生画稿,获得了一大批写生作品。秀美的桂林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觉得应该进行大的创作,把百里漓江两岸胜景尽收画卷之中。但是,他所住的七星岩公寓,又小又暗,只有一张小桌子,施展不开。而且,他还欠了一大笔租金,住不下去了。幸好得到李焰生的帮助,住进其家,得以在李家的客厅里作画,桌子不够宽,他就把纸铺在地板上蹲、趴着画。奋战了月余,终于完成了一幅32.8厘米×2850厘米的长卷《漓江百里图》,开创了广西的“漓江画派”风格。

 

  《漓江百里图》一经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轰动。关山月初次实践的结果受到了肯定,更坚定其师法自然,行万里路的信心。他随身带着这些作品,只身入川,由西南至西北,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从“塞北江南”到“大洋海疆”,继续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漓江百里图》也经历了战乱的浩劫,有幸得以保存下来。作者不禁感慨万端,上世纪80年代,他在长卷末尾挥毫写道:

 

  “抗日战争该图在西南西北各大城市展览,战后曾先后展出于羊城、香江、京沪及南洋诸地。1942年是卷在四川乐山展览时,武汉大学吴其昌教授观后即扶病为之题跋。”从题跋中可以窥见该图的大体经历及其在当时画坛上的影响。此图及其1991年秋重游漓江时所作姐妹篇《漓江百里春》,均献给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画展风波

 

  关山月在桂林写生、创作、办展之余,还积极参加美术界举办的进步活动,如参加抗战募捐义卖等。这一时期他在桂林共举办了三次个人画展。内容除其实践“行万里路”的写生创作画外,有不少反映抗战内容的作品。鉴于当时的抗战画展,主要还是以木刻、漫画为主。而以传统的国画反映抗战内容尚不多见,至于如何运用传统笔法表现抗战题材,竟是众论纷纭,莫衷一是。加之关山月虽然初来乍到,而为画展所造声势却前所未有,因而在第一次展览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或误解。这是当年桂林画坛轰动一时的大事,也是有关作者日后的创作路向,故有必要概述于后。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及其后访问过个别当事者,事件的经过是:1940年10月底至11月2日,关山月在桂林举行首次个人抗战画展,共展出在港澳时的作品和新创作的桂林山水画共一百多幅。黄新波、余所亚等都主动帮他布置展场。当时广西政要前往参观并题词。《救亡日报》还特地发表了《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了《介绍关山月先生个人画展》等专论,称赞关山月先生“亦一前进之新中国画家,能将大时代题材表现于国画上之成功者”,其画“均为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作品,于中国画中,诚所罕观”。

 

  推介者几乎揽括当时广西党政要人和文艺界名人,其人数之多,评价之高,可谓空前。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反响很大。其他报刊也纷纷刊登评论文章。综观这批评论文章,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关山月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热情支持。二是否定反对,就在《关山月画展特辑》刊登当天,便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救亡日报》编辑部还收到署名信,认为《特辑》“是不该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扫荡报》的鲁飞《评关山月的画》文中则指出:“关于《漓江百里图》,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作品,‘但’这一幅画确实是失败的”。而有些反对文章,其言词则更为偏激,有点意气用事。

 

  针对某些人非议《救亡日报》的言论,夏衍于1940年11月5日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专栏上发表了《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一文,说道:“对于钝先生的惋惜,却还是不敢苟同。《救亡日报》是一张以巩固强化民族统一战线为任务的报纸,《文岗》是以巩固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对于抗战救亡多少有点裨益的文化工作,我们都不惜替它尽一点绵薄……对于这些旧艺术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不满于过去的作风,而开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别要用友谊的态度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更进步。”文章的发表,是对国画艺术形式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人们对关山月革新国画创作的认识,巩固了桂林美术界的团结。

 

  除了上述对关山月画展充分肯定或反对、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中有余所亚《关氏画展谈》(《救亡日报》1940.11.5),文中首先肯定“关山月的画展,我们不能抹杀他蓄积着前人技术上的智慧,和民族上的若干特色”。接着毫不隐晦地指出其不足之处。深得夏衍好评,认为“我们极希望有余所亚先生所发表一般的批评,因为批评不妨严格,而心底和态度都要坦白和民主。”值得一提的是,关山月对于余所亚近于严厉的批评,并不反感,而是诚恳接受、改进,两人日后遂成终生的莫逆之交。

 

  1941年12月27日,关山月偕妻子一起离开了桂林,绕道西南、西北,沿途写生、创作。历尽艰辛,抵达敦煌,专心临摹和研究古代壁画,学习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传统。他所临摹的那套敦煌壁画在重庆展出时,深获郭沫若好评,在其《题关山月画》文中写道:“关山月君,有志于画道革新”,“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关山月备受鼓舞,更加努力实践其“行万里路”计划。

 

  拜谒大师,聆听教诲

 

  鉴于对关山月大师的敬佩,总想登门求教,并核实有关传闻。1984年8月间,我专程赴穗,在著名版画家黄新波夫人章道非的指引下,一起到广州美院拜访关先生,受到了他和爱女关怡的热情接待。

 

  谈到“行万里路计划”,关先生感慨满怀地说:“我开始并没有此具体计划。1940年夏秋之交,我冒险离开澳门,怀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来到韶关,想随部队奔赴前线写生,反映将士英勇杀敌,鼓励士气,但却被国民党军方拒绝,愤而萌生‘行万里路计划’,到全国各地写生。目的有二:一是表现祖国大好河山不容侵犯;二是为了艺术的创新。”

 

  关于长卷《漓江百里图》。他意味深长地回顾说:“是年秋我从韶关到了桂林,得阮退之推荐,认识李焰生,经其介绍,住进七星岩公寓旧房子,家具十分简陋,只有一张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小桌子,勉强可以画些小品之类,根本无法展开画大幅。我欠房东钱,他帮我担保,后又被邀住进其家。幸得可以在其家厅中的八仙桌上作画,而作长卷则只好蹲或趴在地下屈就。我日夜不停,苦战了近两月,终于完成《漓江百里图》。我将其放在桂林的第一次画展中展出。画展结束,我把小幅画出卖,权作生活费。但此长卷则随身携带。1942年在四川乐山展出时,武汉大学教授吴其昌先生观后扶病题跋。1980年我请荣宝斋张贵桐老师傅将长卷和题跋精裱,合二而一,永存纪念。”可见关老对此长卷之珍爱!

 

  此次拜访关山月先生之后,事隔十年,我又登门拜访他老人家,获益颇多,他应允为我即将出版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上、下册)(1995年9月漓江出版社出版)题词:“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历史的印证。”终生难忘!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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